在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五四运动的影响下，他逐渐接受马克思主义，为了寻求革命真理，毅然抛弃高官厚禄，于1922年到上海、北京寻找中国共产党‘在土海督先后会见孙中山和陈独秀，同年9月前往德国留学，11月由中殴组织负责人张申府”、周恩来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23年在格丁根市格奥尔格·奥古斯特大学哲学系学习，利用业余时间研究军事。1925年春，曾安求到苏联莫斯科学习军事，表示：“归国后即终身为党服务，作军事运动。”同年，因在伯林从事革命活动，两次被德国当局逮捕，7月被驱逐出境，后转赴苏联学习军事。在学习期间。曾提出回国后将实行“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必要时拖队伍上山”的战法。
1926年夏回国，被派往川军，争取扬森部协助国民革命军北阀。在此期间，参与领导反抗英国军舰炮轰万县的斗争。11月，和扬阗公，刘伯承组成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领导四川泸州、顺庆起义，策应北伐，并试图建立由中共直接领导的武装力量。1927年初，遵照党的指示到江西南昌创办国民革命军第3军军官教育团。培训军事干部。4月，兼任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曾以部分枪支武装自卫军。
1927年8月，他参与领导南昌起义，任起义军第9军副军长、军长。起义军主力在广东潮(州）汕(头)地区失败后，同陈毅率领余部转战闽赣粤边界，到农村找立足点，坚持革命斗争，保存革命力量，并对部队进行多次整顿．把一部分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分配到连队中去，加强基层工作，他领导部队由单纯打仗转变为同时做群众工作，发动农民进行打土豪的斗争，在军事上开始实行从正规战到游击战的转变，由．硬打硬拼转变为有把握的仗就打。没有把握的仗就不打，不打就“游”。他指出：今后中国革命战争的主要形式是农民的游击战争。1928年1月。同陈毅等在中共湘南特委的配合下，发动了遍及十余县的湘南起义，把工农革命军和湘南农民运动结合起来，武装夺取政权，先后成立了工农革命军第1第3、第7、第4师，同陈毅率部队和农民转移到井冈山，和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部队会合，成立工农革命军(后改称为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任军长：同党代表毛泽东一起指挥第4军进行五斗江、草市坳、龙源口等战斗，挫败国民党军对井冈山革命根据地的多次“进剿”和“会剿”。1929年初，他同毛泽东率部向赣南七击，后转入闽西，建立赣、闽西革命根据地(以后发展为中央革命根据地)。同年12月，他在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上作军事报告，并参与制订会议决议。1930年6月，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师团总指挥。8月，任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同月任红军总司令。 9月，在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上，当选为候补中央委员，1930年11月—1931年9月，同毛泽东一起，指挥一方面军采取诱敌深入的战略方针，集中优势兵力，在运动中各个歼敌，先后挫败国民党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围剿”，使中央苏区得到巩固和发展。1931年7月发表《怎样创造铁的红军》一文，论述红军的阶级性质；共产党的领导作用，政治训练等问题，指出：“红至军的战斗力不仅是靠军事技术的条件来决定，最主要是靠红军的阶级政治觉悟、政治影响，发动广大工农群众、瓦解敌人的军队”这一论著一步提高红军战斗力起了歼极的作用。同年11月，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执行委员。军事人民委员和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1933年春，同第一方面军总政治委员周恩来一起．指浑所部以大兵团伏击战法，于黄陂、草台网等地歼国民党主力近三个师，败了国民党军队的第四次“围剿”1934年1月，在中共六届五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2月，在中国工农红军全国政治会议上，他和周恩来、王稼祥都强调“政治工作是红军的生命线。”1934年lO月参加长征。1935年1月，在贵州道义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议确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领导，会后朱德继续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国工农红军总司令，他和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巧渡金沙江，以高度灵活机动的运动战，摆脱国民党军队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的决定性胜利，在1935年6月第一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合，1936年6月经二方面军同第四方面军会全以后，他先后同刘伯承、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及第四方面军广大指战员一道，维护中共中央的统一领导和红军的团结。对张国煮的分裂活动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6年10月，第一、二、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等地会师．，胜利地结交了大王：1937年6月，兼任军委成立的军事研究委员会主任，领导总结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教训，研究对日作战的战略战术．开展军事教育。 抗日战争爆发后，同周恩来、叶剑英代表中国共产党赴南京参加国防会议．就共同抗日问题同国民党进行谈判。后任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民革命第八路军总指挥(后为第十八集团军总司令)，还兼任军委前方军事委员会分会(后改称华北军分会)书记。指挥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积极配合国民党至对日作战，取得平型关等战斗的胜利，尔后指挥八路军各部队深入敌后，放手发动群众，广泛开展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1937年10月，经他和彭德怀、任弼时向中共中央提议，恢复了在改编为八路军时取消的政治委员会制度，加强了部队政治工作。同月，率八路军总部和第129师挺进晋东南。1938年4月，同彭德怀等部队，挫败日军向晋东南抗日根据地发动的“九路围攻”创建晋冀豫抗日根据地，随后，按照中共中央关于在平原地区开展游击战的指示。命令129师主力及第115师一部从太行山区挺进冀南、豫北，开展平原游击战争，根据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制定的战略方针．领导八路军巩固和发展华北敌后抗日根据地。 1938年发表《论抗日游击战争》一文，全面论述了抗日游击战争的重大意义和各种战法，对指导和推动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1938一l 939年间，他先后兼任过第二战区东路军总指挥和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曾指挥部分国民党军队与八路军一起对日作战。朱德坚持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维护国共两党合作抗日的局面，对国民党进行细致的团结工作。争取他们共同抗日。当国民党顽固派军队制造磨擦时，则坚决进行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1940年2月，国民党顽固派军队朱怀冰部进犯太行抗日根据地，他同彭德怀指挥八路军主力一部，在平汉铁路东西两侧先后进行卫(河)东战役和磁武涉林战役，打击朱怀冰部，对击退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起了重要作用。
1940年5月返回延安后，直接参与中共中央相中央军委的领导工作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各抗日，根据地的抗日战争。同年冬，首倡“南泥湾政策”，指示部队在不妨碍作战的条件下开荒地，开展大生产运动。194l年10月，在延安参与发起成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联盟。并被选为联盟执行委员，从事东方各民族反法西斯的统一战线工作《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武装斗争特别是八路军、新四军对日军作战的经验。论述中国人民抗战的军事路线、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以及养兵、练兵、用兵的方法。同年6月。在中共七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苏联宣布对日作战后，他同毛泽东一起领导八路军、新四军向日伪开展全面反攻；解放了华北、华中等广大地区。日本投降后，参与制定“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调整战略部署，编组野战兵团，实行战略转变等重大决策。针对国民党反动派反共内战的阴谋，积力主张极力向东北发展，派遣大批部队和干部及早占领东北战略要。1946年6月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继续担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协助毛泽东指挥全国的解放战争，1947年3月．国民党军对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主动撤出延安后。同刘少奇、董必武等组成中共中央工作委员会，到华北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同年秋，亲临华北前线指导作战。10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清风店战役的胜利。对扭转晋察冀战局起了关键的作用，11月，指导晋察冀野战军取得石家庄战役的胜利。此役开创了野战军攻占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成功先例。他总结的石家庄攻坚战经验，在各个 战场上迅速推广。1948年5月，他代表中共中央出席在河南猴阳地区召开的华东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并视察华东野战部队，作了重要讲话，对加强部队团结和纪律性起了重要作用。同年9月以后，参与组织和指挥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取得战略决战的决定性胜利。1949年4月，同毛泽东发出《向全国进军的命令》。部署渡江战役和解放西南、西北的重大战役，彻底推翻了国民党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坚持“党指挥枪”的原则，强调发扬人民军队优良传统，善于从实际情况出发，建设人民军队，决定战略战术。朱德在军事理论和实践中的建树，是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并继续担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1949年11月，兼任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1954年9月，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获一级入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助章。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中共中央副主席；第九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1959年起，还连续被选为第二、第三、第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朱德重视加强国防建设，参与制定“抗美援朝，保家为国”的决策，并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干部作赴朝参战的动员。他同毛泽东、周恩来等领导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由单一兵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历史转变，并参与领导空军、海军、装甲兵等军种、兵种的组建工作。他关心后勤工作和军事工业的发展，要求尽快地生产出现代化的武器装备。他十分重视部队的训练。强调实施现代化、正规化为统一训练计划，办好各类各级军事院校，曾到军事学院对毕业学员进行监考和考核。他还经常深入陆海边防和军营哨所视察，了解部队的训练、执勤和生活情况，1974年，虽已88岁高龄仍视察海军舰艇，并乘舰出海检阅。1959年庐山会议后受到错误的批评。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诬陷，他进行了抵制。1976年7月6日在北京病逝。其主要著作收入《朱德选集》。
